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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郭沫若笔名的由来

      作者: 来源: 上海文学网 时间: 2016-07-24 阅读: 在线投稿

        郭沫若(1892一1978)。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,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,现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新诗奠基人之一。

       

       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说她怀孕时,曾梦见一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,所以给郭沫若起的乳名叫“文豹”。他在家排行第八,母亲称呼他为“八儿”。郭沫若四岁半上私塾。家里给他起学名叫郭开贞,号尚武。“郭沫若”是他常用的笔名;为什么取名“沫若”呢?他家乡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有两大河流,大渡河(古称沫水)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(古称若水)。汉朝司马相如的《喻巴蜀檄》有关“沫若”一句,指的就是大渡河与雅河的汇流。郭开贞于1919年9月11日在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上发表早期诗作时首次用“沫若”笔名,随着《女神》诗集的出版,“郭沫若”为人们所熟悉。

       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、号、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。计有:郭开贞、尚武、文豹、八儿、汾阳主人、竹君主人、定甫、沫若、夏社、郭沫若、沫、爱牟、郭鼎堂、鼎堂、高浩然、麦克昂、吴诚、林守仁、杜顽庶、杜荃、杜衎、坎人、易坎人、石沱、石沱生、陈启修、李季、阿和乃古登志、蒙其外史、王假维、郭爱牟、蒙其生、蒙侄、谷人、高汝鸿、郭石沱、佐藤和夫、安娜、鼎、杨伯勉、杜衍、白圭、戎马书生、牛何之、羊易之、丁汝成、龙子、克拉克、江耦、有孤、藤子丈夫、佐藤贞吉、郭麦弱、高鸣以及和夫人于立群合撰文章所用的于硕等。

        郭沫若几个主要笔名的含意是:麦克昂:“麦克”是英文maker(作者)的音译,“昂”者我也,麦克昂就是“作者是我”的意思。南昌起义失败后,1928年1月他在《创造月刊》一卷八期上发表文艺论文《英雄树》时,第一次启用这一笔名。

        杜衎(kàn):郭沫若母亲姓杜,性格衎直(即刚直),取此名以纪念其母。郭沫若在留亡期间思念老母,1929年他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关论文,署用此名。

        杜顽庶:郭沫若母亲是侧室,自己是“庶出”。他发表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》等重要史学研究著作,署名“杜顽庶”,纪念母亲。

        坎人、易坎人:郭沫若少年时得过重症伤寒,留下听觉半聋的后遗症。《易经》上的坎卦,说其“于人也为聋”,坎人、易坎人即为聋子之意。郭沫若从1928年起翻译美国作家辛克莱的《石炭王》《屠场》《煤油》等书,用的都是易坎人的笔名。

        鼎、鼎堂、郭鼎堂:郭沫若原名郭开贞,《说文解字》上说,“古文以贞为鼎。”贞、鼎两字通用。鼎而附之以堂取其音为“丁当”,取其义“鼎当”。1931年郭沫若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《毛公鼎之年代》,即署名鼎堂。

        石沱、石沱生、郭石沱:与鼎有关,周代末期的鼎铭中称鼎为石沱,这是鼎的别名。1934年,商务印书馆的郭沫若译作《生命之科学》,即署名石沱。

        郭沫若笔名、化名很多,有“郭鼎堂”“麦克昂”“羊易之”“杨伯勉”“白圭”等,而用得最多的是“郭沫若”这个笔名。因为他家乡四川乐山的两条水,一条是沫水(即大渡河),另一条是若水,他少年时饮二水长大,所以他后来发表新诗时,就用了“沫若”这一笔名。

        【相关阅读:郭沫若最后的岁月】

        当“文革”的狂飙刮起时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陷入了两难境地。情急之下,他率先向自己放火,没想到,此举助长了极“左”思潮的扩张,而他也被卷进了这场劫难中。

        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郭沫若

        1965年11月10日,姚文元在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。20天后,《人民日报》转载了这篇文章,由此揭开了“文革”的序幕。

       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,预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,内心十分惶惑。一边,发动这场运动的是自己紧紧追随了几十年的毛泽东;另一边,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几十年知之甚深的至交老友。说吴晗、田汉、翦伯赞这些人“反党”、“反社会主义”,他怎么能够接受?唇亡齿寒,他预感到自己也到了危崖边上。

        1966年1月,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,但未被批准。此后,有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,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,有的问题上纲上线,比如对他《满江红·领袖颂》中的“听雄鸡一唱遍寰中,东方白”,有人指责说:全国人民都唱《东方红》,你为什么要说“东方白”?用意何在?

        这年4月,林彪、江青一伙炮制的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》在《解放军报》公布了。他们全盘否定了“五四”以来,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,声称要“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,彻底搞掉这条黑线”。情急之下,郭沫若决定向自己放一把火。4月14日,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(扩大)会议上,即席发言,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:“几十年来,(我)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,也翻译了一些东西。按字数来讲,恐怕有几百万字了,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,我以前所写的东西,严格地说,应该全部把它烧掉,没有一点价值。”

        谁知,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《五一六通知》的康生,对郭沫若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。他要求《光明日报》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,要使这篇东西成为“文革”的一发“信号弹”。最后,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。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,于是大笔一挥,同意见报。

        他失去了两个儿子

        郭沫若要求“焚书”的讲话公开发表后,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,国外反动势力也利用这篇讲话大肆攻击中国。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,看他是否是被迫发表“焚书”言论。

        狼狈不堪的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“烧书”的意思。1966年7月4日,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,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,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:“我检讨了我自己……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,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。”“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,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,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。”

        然而,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,那里贴满了“打倒郭沫若”的大字报。

        1967年5月25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,其中原有的“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,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”两句被删掉。这在“文革”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,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,诚惶诚恐。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,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,必须表示自己拥护“文革”的“决心”,必须“保护”自己。

        6月5日,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25周年讨论会上,郭沫若致了题为《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》的闭幕词,向毛泽东表达忠心。

        其间,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,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,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。

        然而,“文革”的风暴,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。其小儿子郭民英在中央音乐学院被人揭发搞“特殊化”,1967年4月忧郁自杀。第二年4月,郭沫若的爱子郭世英又被造反派绑架关押,折磨致死。

        “文革”开始仅两年,郭沫若就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,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?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这场运动,只能强忍着悲痛把泪水往肚里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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